中信建投:美伊冲突向何方?

停火核心条款与不确定性分析

　　本次美伊停火协议的核心框架包括：（1）美国暂停对伊朗一切进攻性军事行动，已下达立即停止进攻指令；（2）伊朗承诺在武装力量协调下有条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两周；（3）双方将于4月10日在伊斯兰堡启动正式和谈，基于伊朗提出的10点方案和美方15点方案进行谈判；（4）巴基斯坦称停火同样适用于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在黎交战。关键不确定性在于：第一，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声明明确指出“这不意味着战争终结”。第二，停火生效后仍有导弹从伊朗方向发射，这表明伊朗革命卫队在战争期间掌握实际军事决策权，总统并非决策核心。第三，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电话中同意停火”，同时以国防军宣布停止打击伊朗，但以军实际仍处于高度战备状态。

伊朗媒体披露全部10项停战条款

　　4月8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公布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和法尔斯通讯社随后披露全部条款，但内容不完全一致。这是伊朗在停火后首次系统性公开其谈判底线。

　　从具体细则来看，伊朗的停战条款实质上是一份极其雄心勃勃的要价清单。其中，第3条（接受铀浓缩）、第8条（赔偿金）和第9条（美军撤出中东）与美方立场存在根本性分歧，短期内几乎不可能被接受。第2条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主导地位”是谈判的核心博弈点：美方要求“完全、立即、安全开放”，伊方则要求“在伊朗武装力量协调下”的有条件通行，实质是将海峡通行权从国际公共产品转化为伊朗的地缘政治杠杆。伊朗和阿曼还拟对通过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这意味着伊朗试图将战争中建立的海峡控制力转化为长期经济收益。这一机制若落地，将对全球航运成本和能源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综合看，伊朗的10项条款更像是谈判起点而非最终方案。其中第1条（安全保证）和附加条款中的“不制造核武器”承诺存在达成框架性协议的空间。但第3条（铀浓缩）、第6-7条（撤销安理会和IAEA决议）和第9条（美军撤离）属于“极限要价”，为后续让步留出空间。伊斯兰堡谈判的核心焦点将集中在海峡通行机制、制裁解除节奏和铀浓缩问题的折中方案上。

　　值得关注的是，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于4月9日进一步提出三条谈判基础性主张，为后续伊斯兰堡谈判划定了底线框架：

• 第一，伊朗必定向侵略者追索“战争赔偿”，追讨“烈士血债”，要求为战争中每一位伤亡者索取赔偿和抚恤金。
• 第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必将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意味着伊朗将海峡控制权视为战后长期地缘资产，而非可以轻易归还的临时筹码。
• 第三，伊朗绝不放弃自身正当权利，并将地区所有“抵抗阵线”（包括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亲伊武装）作为一个统一整体加以考量，这直接呼应了伊朗在10项停战条款中“停止对所有战线战争”的核心诉求。

　　穆杰塔巴的三条主张表明，伊朗在进入谈判阶段后，非但没有软化立场，反而通过最高领袖的政治背书将谈判底线进一步固化，这也是美伊之间缺乏可靠政治互信的集中体现。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特朗普对伊朗10项方案态度的急转弯明显超出市场预期。4月7日白天，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仍公开表态称伊朗方案“有意义但不够好”（significant but not good enough），美方官员此前也将该方案定性为“极限主义方案”（maximalist）。市场据此普遍定价的是“截止日期到期→大规模打击升级”的路径——当日WTI盘中一度冲高至115美元上方。然而，仅隔数小时，特朗普即在Truth Social上称该方案为“可谈判的工作基础”（a workable basis on which to negotiate），并进一步声称“几乎所有过去的争议点都已在美伊之间得到原则性同意”。伊朗的10项条款从实质内容看是一份典型的“漫天要价、坐地还钱”式开价清单——其中多项诉求（如铀浓缩权、美军撤离中东、战争赔偿等）在短期内不具备可操作性，伊方对此心知肚明。但问题在于，美方在极短时间内从“不够好”到“可以谈”的姿态转换，事实上赋予了这份极限要价清单以正式谈判起点的地位。对伊朗而言，这本身就构成一次重大外交收获；对市场而言，这意味着短期内“谈判破裂→立即升级”的概率显著下降，停火窗口比预期更加稳固——这正是油价在消息发布后暴跌逾13%的核心驱动逻辑。

停火48小时实况：裂痕远超预期

　　停火宣布仅数小时后，以色列即发动代号“永恒黑暗行动”（Operation Eternal Darkness）的大规模空袭。以军出动约50架战斗机，10分钟内投掷约160枚弹药，打击贝鲁特市中心、贝卡谷地、西顿、提尔等超100个目标。黎巴嫩卫生部通报至少254人死亡、1165人受伤，为开战以来单日最高伤亡。多处袭击发生在贝鲁特商业和居住密集区，未提前预警。以军称该行动为“自传呼机行动以来真主党遭受的最大打击”。黎巴嫩总统奥恩将其定性为“屠杀”，政府宣布全国哀悼日。

　　同时，黎巴嫩问题成为美伊以三方的最大裂痕点。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宣布停火时明确提及黎巴嫩，伊朗也坚持停火覆盖黎巴嫩。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声明称停火“不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特朗普随后称黎巴嫩是“独立的小冲突”（separate skirmish）。副总统万斯在布达佩斯表示“伊朗人以为停火包括黎巴嫩，但实际不是”，同时称存在“合理的误解”（legitimate misunderstanding），暗示停火框架本身即存在致命模糊性。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特朗普和伊朗总统通话后表态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召见以色列大使，称以方行动“不合理且不可接受”。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回应：“美国不能既要停火、又继续通过以色列打仗。”伊朗议长加利巴夫在X平台发表声明，指控停火三项核心条款在谈判开始前即遭违反：（1）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2）无人机侵入伊朗领空；（3）美方否认伊朗铀浓缩权。加利巴夫称“在此情况下，双边停火或谈判不合理”。美方新闻秘书莱维特4月9日反驳称伊朗10点方案被特朗普“直接扔进垃圾桶”，与特朗普此前称其为“可谈判的工作基础”形成明显矛盾。

　　同时，海湾国家8日也遭受到大规模袭击，真主党亦发动攻势。停火首日，海湾国家遭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科威特拦截28架无人机，阿联酋拦截35架无人机并造成大面积破坏，阿布扎比哈卜尚（Habshan）天然气设施起火，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被无人机直接命中，卡塔尔拦截7枚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国家电视台确认袭击系对此前美以轰炸伊朗石油设施的报复。伊拉克亲伊武装袭击巴格达国际机场外交支援中心，美国大使馆发布安全警告。真主党在停火宣布后一度表示暂停攻击，但4月9日凌晨即宣布对以色列北部基里亚特什莫纳、泰伯和马纳拉发射火箭弹，声称只要以色列不停止打击黎巴嫩领土，攻击就将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依然受阻。航运专家普遍认为恢复正常需“数周乃至数月”。以色列攻击黎巴嫩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宣布暂停油轮通行，将海峡通行权与黎巴嫩停火直接挂钩。

　　当地时间4月11日，据巴基斯坦方面消息，伊朗和美国已在伊斯兰堡开始直接会谈，双方“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央视新闻记者从伊朗方面获悉，美国同意解冻伊朗资产，并同意在黎巴嫩停火。美国方面尚未发布相关消息。当天早前，美国白宫官员否认美国已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消息。北京时间4月12日6点，伊朗与美国在伊斯兰堡举行的又一轮会谈已结束，双方专家团队出席并再次交换了文本。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在谈判中仍存在一些严重分歧。美国副总统万斯召开新闻发布会。万斯表示，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的美国与伊朗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明显。

“TACO模式”再度验证

　　“TACO”即“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是2025年华尔街投资者系统化使用的标签，主要针对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先强硬威胁、再延后或缩小措施的行为模式。路透社将其描述为投资者间流行的嘲讽性缩写。自开战以来，特朗普已多次在自设截止日期前反复延期。本次事件是这一模式从贸易/关税领域扩展到军事/外交领域的最典型案例。

　　需要指出的是，TACO是一个带有明显讽刺立场的标签。并非所有威胁都落空。更准确的表述是：特朗普倾向于先将威胁推至极限，再在现实压力下阶段性退让。对投资者而言，识别极限施压—退让窗口仍具交易价值。

能源市场影响：油价剧震与后续路径

　　停火消息发布后，4月8日布伦特原油进一步暴跌至约90美元/桶（单日跌幅超15%），WTI暴跌16.4%，道琼斯指数录得年内最佳单日表现。但随着海峡未能如期重开、以色列大规模空袭黎巴嫩、伊朗指控停火违约等利空接踵而至，4月9日油价迅速反弹——WTI盘中一度重返100美元上方，最终收于97.87美元/桶（+3%以上），布伦特原油收于95.92美元/桶。4月10日亚洲开盘，布伦特原油小幅升至约96.3美元/桶，WTI约98.6美元/桶。油价走势呈现典型的“V型反弹”结构，反映市场从短暂定价“和平红利”到重新定价“停火脆弱性”的快速切换。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 4月7日发布的一季度回顾：布伦特原油从年初61美元升至季末118美元，涨幅为1988年有记录以来最大季度涨幅。布伦特原油-WTI价差3月底扩大至25美元/桶（5年多来最高），反映全球供应紧张远超美国国内。美国汽油均价升至3.99美元/加仑、柴油升至5.40美元/加仑。

　　战争期间能源市场关键数据：布伦特原油从战前73美元/桶飙升至历史新高144.42美元；3月布伦特原油涨幅超60%，为1980年代有记录以来最大月度涨幅；伊拉克、沙特等六国合计关停原油产能750万桶/日以上；卡塔尔LNG设施遭袭，修复预计3-5年，亚洲LNG现货价飙升逾140%；IEA协调32个成员国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

　　后续关键判断：

1. 情景一（概率约20%）：伊斯兰堡谈判达成框架共识、海峡全面重开。在该情景下，布伦特原油可回落至85-95美元/桶区间，全球航运保险费率有望从当前战时峰值逐步回落，但航运恢复正常仍需数周至数月——港口调度、船舶重新编组和保险重新定价均需要时间。对市场而言，这一情景将触发风险偏好的快速修复，航空、化工、交运等受油价压制的板块有望迎来显著反弹。
2. 情景二（基准，概率约55%）：谈判拉锯、海峡有限通行、边打边谈。在该情景下，布伦特原油在95-115美元/桶区间高位震荡，地缘风险溢价长期存在。海峡通行可能以“每日有限船只、伊朗武装力量监管”的形式部分恢复，全球原油供应缺口收窄但无法完全消除。这一情景下，能源板块和军工板块将持续受益，而下游消费和制造业面临成本压力。
3. 情景三（概率约25%）：谈判破裂、海峡再次完全关闭。在该情景下，供需缺口可能再度扩大至600万桶/日，布伦特原油可能升至130-160美元/桶，全球经济面临类似1970年代石油危机的需求破坏风险。IEA已警告当前危机可能比1970年代石油危机更为严重，届时各国可能被迫启动新一轮战略石油储备释放，全球滞胀预期将大幅升温。

两周停火的可信度与持续性评估

　　从当前美国、伊朗的官方表态看，本次“两周停火”更应理解为有条件的、试探性的临时降级，而不是实质性的和平协议。路透社、AP 等美国主流媒体都将其描述为 tentative/provisional ceasefire：特朗普是在最后通牒到点前临时同意暂停对伊朗轰炸两周，前提是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则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已经结束，且停火后地区仍出现导弹预警和零星军事活动，说明停火执行链并不稳固。

　　因此，这两周停火的可信度不能高估。更准确地说，它并不是已经锁定和平的信号，而是一次边打边谈、边谈边保留升级能力的缓冲窗口。美国方面暂停轰炸，确有明显的止损和稳定市场动机：在油价飙升、霍尔木兹中断、国内政治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白宫需要一个降温节点，把立即升级转化为谈判筹码。路透社援引的表述显示，特朗普认为伊朗提交的方案已构成“可谈基础”，但并未表明双方核心争议已经解决。

　　从伊朗角度看，接受两周安排也并不等于战略退让，而更像是争取喘息、恢复部分海峡通行、稳住国内外压力并把战场筹码转回谈判桌。外媒披露，伊朗坚持长期和平而非单纯临时停火，并提出安全保证、赔偿、制裁解除、海峡控制安排等条件；同时伊方试图把海峡监管乃至收费机制纳入后续安排。这意味着伊朗并非无条件接受战前秩序，而是试图把战争中形成的控制力转化为谈判资产。

　　综合判断，本次谈判的重心更接近于先止损降温，再试探交易空间，同时保留谈不成就重新升级的能力。若伊斯兰堡会谈无法在霍尔木兹通行机制、伊朗核活动、制裁节奏和地区安全安排上形成最低限度共识，那么两周后冲突再次升级的风险仍然较高。

　　从更深层的博弈结构看，当前美伊以三方的核心矛盾可以概括为：伊朗和美国都倾向于降级冲突，以色列倾向于继续冲突，但美国和伊朗之间缺乏可靠的政治互信。

　　美国方面，特朗普政府面临油价飙升、国内通胀压力和中期选举三重约束，继续战争的政治成本正在加速上升，停火止损的动机十分明确。伊朗方面，最高领袖遇袭、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经济承受巨大压力，同样有强烈的止战需求——穆杰塔巴授权谈判本身即是这一意愿的直接体现。然而，以色列的战略逻辑截然不同：内塔尼亚胡政府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视为削弱伊朗核能力和地区代理人网络的历史性机遇，同时战争也是内塔尼亚胡巩固权力、推迟国内政治清算的核心工具。这正是以色列在停火宣布后数小时内即发动“永恒黑暗行动”大规模空袭黎巴嫩的深层原因——以方正试图通过制造既成事实来破坏美伊谈判框架。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即便美伊双方都有谈判意愿，两国之间长期积累的深层不信任使得任何协议的可执行性都存疑。美方曾在2015年JCPOA核协议后单方面退出，伊方也在今年2月日内瓦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后遭到美以联合空袭，这种“谈完即打”的惨痛经历使伊朗对美国任何承诺都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因此，本次停火的最大风险不在于双方缺乏止战意愿，而在于缺乏可靠的互信机制来保障谈判成果的落地执行，同时以色列作为第三方搅局者的存在进一步放大了这一不确定性。

　　如果把这次美伊两周停火放到美国历次对外战争的历史框架中看，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物正是朝鲜战争后期的“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根据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及联合国军司令部历史材料，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从 1951 年启动，到 1953 年 7 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前后持续两年多；在此期间，谈判并未自动带来停火，前线战斗长期继续，只是战线逐渐固化，形成“边打边谈”的消耗态势。停战迟迟难产的关键，就在于战俘遣返、军事分界线、监督执行机制等技术性和政治性问题始终卡住，直到双方都接受“先冻结战线、再建立监督机制、把最终政治解决留到以后”，停战才得以落地。

　　朝鲜战争的历史经验表明：只要核心政治目标没有完全收敛，谈判本身往往只是战争的一部分，而不是战争的终点。 双方可以一边谈判，一边通过局部军事行动修正战线、测试对方底线、强化己方谈判地位。换言之，停火窗口不一定意味着和平临近，也可能意味着各方都在用更低成本的方式继续博弈。这一点与当前美伊局势存在明显可比性：如今的争议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方式、伊朗核活动边界、制裁解除节奏以及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但逻辑非常接近——先寻求一个可执行的军事冻结，再争取政治条款的后续处理。

　　进一步看，美国历次主要对外战争中的停火或停战安排，往往存在几条相对稳定的共性：一是美国通常不会在政治争议彻底解决后才停火，而更常见的是先达成军事层面的冻结条件。朝鲜战争如此：最终停火之后统一争议依然存在、并未彻底解决；1991 年海湾战争也是如此：联合国安理会第687号决议规定，伊拉克正式接受一系列条件后，形式上的停火才生效，而这些条件重点是边界、裁军、核查、赔偿和监督，不是伊拉克政权性质本身。也就是说，美国更倾向于先把“继续打”的成本压下来，再把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留在后续机制中。

　　二是推动停火时，通常会要求对方先接受可验证、可监督、可追责的条件。海湾战争后的停火并非口头承诺，而是附着在联合国决议及核查机制之上；朝鲜停战也建立了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和执行监督安排。越是代价高、互信低的战争，美国越倾向于把停火设计成“附条件停火”，而不是抽象的政治善意。

　　三是历次停火安排通常都保留再升级能力。这一点在越南和阿富汗案例中均有体现。越战中的巴黎和谈本质上是为了结束美国直接军事介入，但美国在签署协议时，并没有真正解决越南内部的权力结构冲突，结果停火协议很快遭到严重破坏；2020 年多哈协议则更多是美国撤军安排与反恐承诺的交换，并未形成稳定、全面的国内停火秩序，协议后阿富汗内部暴力仍持续。历史上，美国许多“停火”更像是一种阶段性政策转换：从“直接作战”转向“有条件退出、间接施压或保留回击权”。

　　此次美伊停火两周，其形态其实非常符合美国历次对外战争中常见的停火逻辑：先以短期军事冻结换取局部秩序恢复，再围绕最关键的战略议题展开谈判，同时保留谈崩后重新升级的合法性和操作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停火并不反常，反而相当“美国式”——它不代表已经接受全面妥协，而代表美方希望以更低边际成本进入下一阶段博弈。真正决定这次停火能否从“临时缓冲”升级为“较持久安排”的，并不是两周本身，而是这两周内能否把海峡通行、核问题、制裁与地区安全结构这几项核心分歧，压缩到一个双方都能勉强接受的范围内。对投资者而言，我们认为不应把本次停火视为战争结束的信号，而应视为一个可能反复出现的“停火-谈判-破裂/延期”循环的开端。类似朝鲜战争的“边打边谈”模式可能持续数月。能源市场的风险溢价将长期存在，而非随停火即消退。

　　回望美国历次对外战争停火条件，在三大共性中、又可提炼三条规律：其一，“停火≠和平”是常态而非例外，朝鲜、海湾和去年的伊朗十二天战争都是如此。其二，核心矛盾未解决的停火往往只是下一次冲突的序曲——2025年6月停火→2026年2月全面战争就是最新例证。其三，美国国内政治压力（选举周期、油价、反战情绪）往往是推动停火的关键变量——这次也不例外，11月中期选举是特朗普的核心约束。预计5月以后，中期选举民情日益焦灼，特朗普还将前往美国各大基层走穴、为中期选举造势；届时美国朝野势必以中东战争作为噱头启动两党之争，倒逼特朗普政府削弱战争影响。

　　基于停火后48小时的实际表现，我们将停火可信度进一步下调。五大信号指向停火脆弱性远超预期：

1. 一是黎巴嫩问题的重大分歧。巴基斯坦/伊朗与美以在停火范围上存在根本性认知差异。万斯称存在“合理的误解”，但这本身即暴露了停火框架的模糊性。以色列4月8日“永恒黑暗行动”事实上构成对停火精神的直接挑战。
2. 二是霍尔木兹海峡实质并未完全开放。伊朗用以色列攻击黎巴嫩为由暂停油轮通行，将海峡通行权与黎巴嫩停火挂钩。海峡问题已从技术安排演变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核心工具。
3. 三是停火首日即出现多线武装冲突。海湾国家遭伊朗导弹袭击、真主党恢复对以色列北部火箭弹攻击、伊拉克亲伊武装袭击巴格达机场——停火执行链条存在严重的指挥脱节。
4. 四是双方公开言辞持续升级。伊朗亲政府报纸《世界报》呼吁“暗杀特朗普”，议长质疑谈判合理性；美方坚持铀浓缩是“绝对红线”。言辞激烈程度与“即将达成协议”的叙事严重不符。
5. 五是特朗普保留全部军事存在。“所有美国舰船、飞机、武器、军事人员留在原位”，军事施压从“进攻”转入“待命”，升级风险始终悬而未决。

　　综合评估：我们维持“停火—谈判—破裂/延期循环”的判断框架，研判本次战争可能在上半年内延续“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边打边谈”的战场态势，并进一步认为当前停火已从条件性临时降级下降为随时可能瓦解的脆弱窗口。

开战以来美伊以三方军政人事变动

美国：军政高层大幅调整，政治忠诚成重要标准

　　从本次战争的实际情况来看，关键人物的更替并未导致各方战略方向出现根本性转向——无论是美方的将领清洗、伊朗高层被“斩首”后的快速补位，还是以色列内阁的高度稳定，都说明战争的驱动力更多来自结构性因素，而非个别决策者的去留。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政治环境和条件作为经济基础和社会存在决定上层建筑和人的思维。宏大叙事通常认为关键领导人物是战争发展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但从本次战争实际情况来看并非如此，可以概括为“人去烽烟未肯消”的格局态势：

　　自2月28日开战以来，特朗普政府经历了史无前例的人事动荡，呈现“内阁换血”与“军方清洗”双线并行的态势。国防部长赫格塞斯（Pete Hegseth）自2025年初上任以来已解职超过十二名高级将领，构成了现代美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领导层换血。从参联会主席布朗（C.Q. Brown Jr.）到海军作战部长弗朗切蒂（Lisa Franchetti）、空军参谋长奥尔文（David Allvin）、DIA局长克鲁斯（Jeffrey Kruse），被解职者几乎涵盖了各军种最高指挥官。最引发争议的是4月2日在伊朗战场激烈交火之际将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Randy George）即时退役，此时第82空降师正在向中东部署、陆军正负责关键的防空反导任务，乔治将军的下台可能拖慢战争进度。美国批评者指出，解职的真实动机往往并非作战分歧，而是政治忠诚度筛选：布朗因被贴上“DEI”标签（多元、平等、包容，美国职场/社会群体公平政策框架）遭解雇，克鲁斯因情报评估不合总统心意被免。内阁方面，诺姆（Kristi Noem）因ICE（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暴力执法致美国公民死亡和自我宣传丑闻于3月5日被炒，成为第二任期首位出局的阁员；邦迪（Pam Bondi）则因未能有效推进特朗普政治议程于4月2日紧随其后。多名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考虑更大范围的内阁改组，以应对战争带来的政治压力。目前，战争已经导致油价飙升39%，叠加特朗普政府支持率下滑、中期选举迫近。

伊朗：领导层遭“斩首”，军政联盟主导决策

　　伊朗方面遭受的打击堪称伊斯兰革命以来最严重的领导层损失。2月28日首日空袭中，以色列同时打击了三个正在分别举行会议的地点，一举击毙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Aziz Nasirzadeh）、革命卫队司令帕克普尔（Mohammad Pakpour）、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Mohammad Bagheri）、国防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Ali Shamkhani）等核心人物，总计约50名高级官员丧生。以色列总理外交顾问法尔克（Ophir Falk）称已“消灭了伊朗全部第一梯队领导层和大部分第二梯队领导层”。特朗普在演讲中指出，战争发动之初曾向伊朗民众和反对派空投武器，寄希望于伊朗民众发动起义推翻政权。然而，政权并未如美以预期般崩溃——3月8日专家会议迅速推选哈梅内伊之子穆杰塔巴（Mojtaba Khamenei）继任最高领袖，伊朗持续以导弹和无人机反击美以目标，并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4月初革命卫队最高情报官哈代米（Majid Khademi）被定点清除，但穆杰塔巴发声明称不会被暗杀所吓退。议长加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则在3月底公开拒绝与美国谈判，宣称伊朗不会屈服。

　　通常认为，伊朗在伊斯兰革命后由宗教领袖掌握最高权力、总统更多起到协调利益和外交的职能，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听从最高领袖指示、军方不掌握最高权力。但具体到本次美以伊战争，名义上的规定要和实际情况分开来看：实际情况是，从本次战争中老哈梅内伊遇袭身亡、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继任后至今未公开露面（据报在袭击中受伤，其所有公开声明均由国家电视台主播代读）的情况来看，政权真正的主导者是前仆后继的伊朗高层军官团队、以及与总统、外交部长和议长形成的军政联盟；美国和以色列虽能打击具体的军方领导人物，但无法消灭伊朗方面坚决捍卫民族权利、坚持斗争的坚强意志，也正因此，伊朗军政高层或将处于开战以来效率最高、意志最强、人才提拔最快的轮流掌权当中。

以色列：权力高度集中，核心稳定

　　与美伊两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色列核心领导层在开战以来保持了高度稳定——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内阁无一人变动，参谋长扎米尔（Eyal Zamir）继续指挥作战。93%的犹太裔以色列人支持对伊朗的战争，但裂痕正在显现：公众对“战争目标能否实现的信心”从开战初的近70%大幅下滑；内塔尼亚胡在推动极端正统派兵役豁免的同时，以参谋长公开警告军队面临崩溃风险；反对派领袖拉皮德（Yair Lapid）批评总理“无法做出战略决策”。财政上，内阁通过了增拨130亿美元军费的紧急预算，但削减了教育和医疗支出。以色列定于10月举行大选，贝内特（Naftali Bennett）领导的反对派在民调中对内塔尼亚胡联盟形成挑战。本质上，以色列的“不变”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选择——内塔尼亚胡通过战争巩固权力、推迟清算，将军事胜利与个人政治存续深度绑定。进入2020年代后，内塔尼亚胡虽然深陷贪腐诉讼、司法改革争议与国内政治撕裂，却依然依靠高超的联盟博弈能力，于2022年底组建了以色列历史上最右翼的政府，并在巨大的社会抗议和制度危机中维持执政。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事件，则严重冲击了其长期塑造的“安全先生”形象，也使其执政合法性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危机背景下，内塔尼亚胡依然展现出极强的政治存活能力。就本轮对伊战争而言，以色列高层并未像伊朗那样遭遇大规模“斩首式”损失，也未像美国那样出现显著的战时高层洗牌，反而更突出地表现为决策权向总理及核心安全班子进一步集中。这种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内塔尼亚胡政治风格的延续：他既是过去三十年以色列国家安全观、经济转型逻辑和外交现实主义的重要塑造者，也是当前以色列内部结构性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的重要承载者。

特朗普中期选举议程和决策时点分析

　　伊朗停火是特朗普2026年中期选举前政策日程的关键转折点。以下为其剩余年度核心议程时间表：

　　值得关注的是，11月3日中期选举是特朗普全年政策日程的核心锚点。若冲突持续推高油价和通胀，选民的生活成本将持续走高，为共和党中期选举叙事埋下隐患。美国中期选举本身具有执政党不占优势的规律，历届中期选举都是在野党逆袭居多、与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无关。也正因此，中期选举年、尤其是上半年的政绩叙事将成为执政党最看重的政治财产；停火若成功转化为持久和平协议，将为特朗普政府及其“赢学”提供有力的政治叙事资本。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投资启示

　　中国是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2025年原油进口量达到创纪录的1155万桶/日。伊朗此前是中国重要的低价原油供应方，战争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质性关闭导致中国面临约100-140万桶/日的直接供应缺口。但从全局看，中国在本轮能源冲击中展现出了较强的缓冲能力：一方面，中国在2025年底至2026年初期间已大幅增加了战略石油储备；另一方面，截至2025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占全国电力总装机的60%以上，整体能源自给率达到约85%。这意味着，尽管原油价格冲击在短期内不可避免地推升了中国的进口成本和部分工业品价格，但其对中国GDP的负面影响程度预计低于对美国、日本及其他高度依赖中东原油的新兴亚洲经济体。从“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政策框架看，本次冲突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四条路径传导：

1. 一是进出口贸易层面。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对全球航运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不仅原油和LNG运输受阻，途经该海峡的化工品、化肥等大宗商品贸易同样受到严重干扰。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长目标设定在4.5%-5%的弹性区间，这一设定本身已预留了应对外部冲击的空间，但外贸目标的实现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停火若能推动海峡逐步恢复通航，对中国外贸形势的边际改善将十分显著。
2. 二是能源安全与碳排放双控。本次中东危机从战略层面进一步验证了中国推进能源结构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2026年中国首次将单位GDP碳排放降幅（3.8%）作为核心约束性指标纳入年度经济计划。从长期视角看，化石燃料供应链在地缘冲突中暴露出的极端脆弱性，将结构性地提升可再生能源相对于传统能源的成本竞争力和战略价值，这对中国在光伏、风电、储能等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构成持续利好。
3. 三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空间。油价的走势直接影响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程度。若后续谈判顺利、油价回落至90-100美元/桶区间，将显著缓解国内CPI和PPI的上行压力，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提供更大操作空间。反之，若谈判破裂、油价重新冲高至130美元以上，则可能对国内消费和制造业形成明显抑制，届时财政政策需要承担更多稳增长责任。
4. 四是地缘博弈与中美关系。中国在本轮冲突中保持了官方中立立场，同时积极推动斡旋外交。2026年5月特朗普计划访华、年底中国还可能作为东道主举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为中美关系的阶段性回暖提供了窗口。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4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重要的能源贸易通道，维护这一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畅通，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我们希望各方共同努力，推动海峡早日恢复正常。”从目前观察看，美方倾向于将伊朗问题与对华政策视为相对独立的议题，伊朗局势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直接传导有限。但需要关注的是，若冲突长期化导致美国国内经济压力持续加大，特朗普政府在贸易等议题上对华施压的动机可能发生变化。

　　投资启示方面，我们建议从三个时间维度进行布局：

• 短期（1-2周）来看，谈判结果决定方向。若达成框架共识，航空、化工、交运将延续修复行情；若破裂，需立即转向能源、军工、黄金等防御配置。4月10日亚洲市场（恒指+1.1%、上证+1%、日经+1.5%、KOSPI+1.8%）反映谨慎乐观情绪。
• 中期（1-3个月）来看，核心变量在于伊斯兰堡谈判的最终走向。需要密切跟踪的关键指标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恢复的实际进度、伊朗在铀浓缩问题上的谈判立场变化、以及特朗普在两周停火到期后的政策选择。若海峡实现全面开放，全球战略石油储备的重建需求和基础设施修复投资将支撑大宗商品价格中枢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国防军工板块的持续订单需求同样值得关注。若谈判破裂，则需要警惕油价重新冲向130-160美元区间的风险，届时全球经济可能面临类似1970年代石油危机的需求破坏式再平衡。
• 长期来看，本次危机正在加速全球能源安全格局的结构性重塑。在全球范围内，可再生能源相对化石能源的成本竞争力经历了一次“压力测试式”的提升：当传统能源供应的地缘政治风险被充分定价后，新能源的稳定性和可控性优势将更加凸显。中国在光伏、风电和储能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使其有望成为这一长期结构性趋势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同时，本次美伊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趋势。从事实层面看，战争期间已经出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其一，伊朗在3月中旬提出，允许有限数量的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提是运载的石油货物必须以人民币结算。这实质上是将海峡通行权与人民币结算进行了捆绑，把全球最关键的能源航道变成了“人民币通道”。其二，2026年3月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日均交易额达到9205亿元，创12个月新高；4月2日单日交易额进一步攀升至1.22万亿元。其三，据公开数据，2026年一季度中东对华石油贸易中人民币结算占比已突破40%，其中伊朗对华石油贸易几乎100%使用人民币，伊拉克超过60%，沙特也提升至接近45%。

　　从需求侧看，美国长期将美元武器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过度依赖美元结算体系的主权风险。伊朗本身早已被迫建立了绕开美元的结算通道，人民币是其仅存的少数可用主流货币之一。中国已于2026年初修改CIPS规则，将其功能从纯人民币结算扩展至可处理多币种支付，标志着CIPS从人民币工具向跨境支付平台的战略升级。阿布扎比第一银行已于2025年中加入CIPS成为直接参与行，并被指定为官方人民币清算行，阿联酋正成为人民币在海湾地区的清算枢纽。但需注意，CIPS的交易量增长可能反映的是人民币结算能力的广泛提升，而非直接的伊朗石油支付流，CIPS每日处理数万笔交易涵盖广泛用途，不宜过度解读为伊朗相关。但需要冷静看到的是，人民币在短期内仍不具备替代美元的条件。据央行数据，2025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70.6万亿元，虽已成为中国对外收支第一大结算货币和全球第三大支付货币，但美元在全球外汇交易中仍占据近90%的份额，全球贸易发票和跨境贷款中超过一半以美元计价。更关键的约束在于，中国尚未完全开放资本账户，离岸人民币的流动性深度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广度与美元相比仍有明显差距。若“石油人民币”体系的构建冲击美国金融霸权，美国必然会采取反制措施，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需要警惕地缘政治风险。

　　因此，更准确的判断是：本次美伊冲突将人民币国际化从渐进式商业推动阶段，推入了安全需求驱动加速阶段。战争暴露了美元体系的武器化风险，使得中东产油国在安全刚需层面产生了真实的去美元化动机：这和此前基于成本考量的渐进式人民币结算试点有本质区别。如果停火后伊朗关于海峡通行费以人民币计价的方案得以部分落地，其示范效应将远超伊朗本身：它意味着人民币的国际结算功能开始从贸易领域向地缘政治层面延伸，从可选项向必选项转变。对投资者而言，人民币国际化加速带来的机会可从两条线索把握：一是基础设施端，关注与CIPS系统扩容相关的金融科技和跨境支付清算标的；二是资金池端，中东能源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的扩大，将直接充实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对港股市场流动性和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形成边际支撑。

　　总体看，本次美伊两周停火是一次典型的条件性降级，而非战争终局。从停火条款的分歧程度、美国历次对外战争的停火规律、以及三方内部的政治约束来看，“停火—谈判—破裂或延期”的反复循环大概率将持续数月。对市场而言，短期风险偏好修复窗口已经打开，但中期能源风险溢价不会随停火即刻消退。对中国而言，本轮冲突既是对能源安全体系的一次压力测试，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新能源产业的全球布局提供了难得的战略窗口。建议投资者在短期交易停火红利的同时，中长期持续配置能源安全、可再生能源产业链和人民币国际化三条主线。

　　（1）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铀浓缩问题和制裁解除节奏上存在根本性分歧，若两周内无法形成最低限度共识，停火窗口可能迅速瓦解。（2）伊朗革命卫队、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多支武装力量的指挥体系相对独立，停火首日即出现多线武装冲突，表明停火令的实际执行存在严重的指挥脱节，局部冲突随时可能升级为全面对抗。（3）油价持续高企引发全球滞胀超预期，将对全球制造业成本和消费者信心形成持续压制，主要经济体面临“高通胀+低增长”的滞胀困局，货币政策空间进一步收窄。（4）中期选举政治压力导致特朗普对外政策出现非理性升级，11月中期选举迫近，若国内油价和通胀压力持续加大，特朗普可能在示强与止损之间做出更加极端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