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记独家丨数智时代泛在阅读的文化效能与认知调适

引言

　　阅读是一种主动探索、体会、鉴赏并生成意义的思维或心理过程，是人类认识自我和客观世界的重要途径。阅读感知，是人们通过感官直接获取文本符号信息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激活出的感觉知觉，经过“精加工”后形成认知。阅读感知是文本信息输入人脑后的感性把握，认知则是人脑对感知信息的知性加工。基于自我意识和社会观念的驱动，人类通过视觉材料感知事物、认知世界，交流经验和思想，从中获得信息与意义。

　　为了促进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建设，国务院发布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针对全民阅读服务质量提升，该条例支持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要求数字阅读服务提供者加强内容管理，推送优质数字阅读内容。在数字化与智能化一体交融的数智时代，媒介技术与内容需求互动演绎的全员泛在阅读，改变了人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思维认知与媒介载体之间的关系，形成新的阅读方式与文化效能。文化效能是不同形态文化各自影响力的潜在发展与外在显现，是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行为重要的内在驱动力量。数字文本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文化效能，本文基于对当下阅读现实的观察，思考如何应对数智时代人机共生状态下普遍性的信息失序、认知盲从，汇聚积极的文化能量，在普惠、开放、智能的媒介文化生态中实现多元主体的认知调适和价值共创。

“创造性破坏”冲力下阅读的文化效能

　　媒介、阅读与文化同质同构，指向相似的内在逻辑和精神秩序，三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文化以符号表达、媒介呈现和阅读推广为基础，而媒介技术、阅读活动是文化演进不可或缺的动力，对文化生态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媒介、阅读与文化是一种互嵌相成的关系，这种互嵌相成关系发生聚合和辐射作用，便积蓄、外化为文化效能。不同媒介对应不同的阅读方式，显示着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解读、理解、适应外部世界和自我，也意味着不同的文化效能。

（一）文化效能多向度的社会溢出

　　人类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要素相互关联、综合作用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文化是社会这个“活的机体”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像是生物有机体，建立在能量运行基础之上，在自适应、自建构的符号系统中组织繁衍。在远离平衡态、开放性的“耗散结构”中，文化系统内部与外部世界无休止地进行能量交换。文化的演变过程，可以视为有机体内部能量运动与外部世界交换能量，发生“非平衡相变”而形成有序结构的巨大涨落。

　　文化向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用能量的程度和效率。文化负荷、积蓄的能量越充沛，产生的效应就会愈深广。从积极评价和理想情境的角度而言，阅读的文化效能表现在以下层面：第一，是个体将知识内化为自身的精神素养，完善认知结构，提升思维品质的途径；第二，是群体自组织的有效方式，串起趣缘圈层和群内偏好；第三，是社会主流价值建构、文化积累与传递的非常通道，社会阅读活动的广度、深度跟社会文明程度紧密相关；第四，是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载体，构建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有助于激发整个民族的智慧、创造力和持久竞争力。

　　然而，技术“创造性破坏”的本性，使其裹挟的颠覆性能量和建设性力量同样强大。机器“确能加速一些趋势、放大一些文化弱点，并在强化某些社会结构的同时侵蚀其他社会结构”。在数字语境的社会文化重构中，阅读载体、认知模式和文化效能的改变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技术革新、信息爆炸的冲击波，使阅读和社会文化价值系统历经强烈的震荡。数智技术破坏了旧的传播生态，创造了“整合汇流”的信息环境，形成复杂的文化场效应，阅读在“场的互动结构”中“内爆”出纷繁的文化景观。数智时代每个人都需要全天候“在线存在”，以防跟社会“断联”。数字媒介平台产生了庞大的数字痕迹，形成无限膨胀的“自然发生数据集”。数字化信息资源的内容更丰富，视听呈现形式和效果更多样，泛媒介化阅读给用户带来更新奇的具身认知体验。

　　数字媒介强势介入物质空间、文化空间和生活空间，创造力与破坏性、生命力与进攻性共生。技术扩散效应“激荡起原始的宇宙之力”，日臻完善的“机器的人化”预告一个“超人类时代”的临近。数智技术在全域空间内的应用推广、复合运动，重塑人们的阅读行为和认知习惯，形成文化能量多向度的社会溢出效应。

（二）数字阅读积极的文化效能

　　文化是一个开放的自组织符号编码系统，数字阅读积极的文化效能，显现为数字力量引领信息传播环境的重大变革，延伸“认知雷达网络”，逐渐形成“知识辅助的全自适应方法”。人工智能搭建的通用认知架构，在经验学习、知识密集型推理、反应式执行等方面越来越频繁地用于辅助人类阅读和认知，数据成为新的认知资源和价值依据，塑造新的信息图谱和权力关系。

　　在媒介研究领域，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的技术乐观思想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通过对知识进化、媒介演化的考察，莱文森认为，进化、知识和技术的相交，是人类生存的驱动力。一切技术都储存或记录知识，它们将思想外化、物化并加以保存。基于对人类掌控技术创造文明奇迹的自信，莱文森提出“人性化趋势”的媒介演化理论。在他看来，智能化、类人化的技术补救了现实生活交流中存在的一些缺陷，使人们更好地适应外部世界。技术赋予个人以力量，让他们无论何时都可以凭借数字设备找寻到世界上的任何事物。

　　数字媒介的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新的文化业态接连涌现，文化产品的种类日益多样化。视觉性、娱乐性、碎片性、交互性和智能性成为数字阅读的表象特征。随时随地的泛在智能阅读，改变着人们的信息认知方式和文化生存状态。阅读、搜索、直播、消费和社交等功能集于一体，个性化、场景化、定制化、智能化的信息获取得以实现，人们对特定内容的需求得到虚拟满足。信息和知识的可得性、实用性日益增强，传统线性静态的阅读内化过程显得过时了。迈克尔·塞勒（Michael Saylor）指出，“杂志和报纸，甚至书籍，正在变成软件”。移动技术把即时信息带到人们身边，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环境下增长知识。塞勒相信“纸张正在消失”，信息革命将创造新世界和新规则。塞勒描绘的移动智能构建的世界图景，正是在当今科技基础上深入推进的数智浪潮回响。

　　技术哲学创始人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提出的“器官投影论”（organ projection）认为，技术工具是人类以器官为模板进行创造的产物，有机体与机械的类比，促进了装置性能、机械定律与生理学的共同发展。人是制造工具或器物的尺度，而应用技术增强了人类的智力活动与认知能力，计算机模拟人类阅读能力、思维能力和行动能力，不断破解人类的自然语言和自主学习的内在机理。以计算机语音和视觉识别为代表的感知智能，模拟人类的视听和触觉等感官能力；以数据计算和存储为主要特征的运算智能，模拟人脑计算与记忆功能；具备准确快速学习能力的认知智能，则是模拟人类在思维过程中的求知和推理能力。

　　人工智能对人类心理功能和认知结构的模拟，向更高层次的智能阅读和认知能力拓展，在海量数据读取、逻辑思维、预测和决策等方面成为人类潜在的“认知代理”。如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体现出超强的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允诺全新数字化生存可能性，使得“数字形而上学与实存相同一”。而脑机接口经由技术手段和神经中枢的协同作用，在人脑中触动人工感知，既可用于感知缺失的残障人士的治疗，也可助力健康人增强感知能力，甚至有可能在未来发展出超越生物学限制的超级感知能力及思想力等认知能力，这对人的认知“新进化”提出了新的图景。技术直接嵌入主体感知—行动的生成性循环，“催生具身智能与外部环境深度交织的存在论新形态”。脑机接口中的感官替代向认知替代演进，使机器认知与人类认知之间的主体间性问题凸显，智能主体与人类主体共生，智能物具有“仿人”性、“超人”性，物与人的界限模糊了。

（三）数字阅读消极的文化效能

　　尽管数字阅读率持续攀升、覆盖面日益宽广，但其消极的文化效能也不容忽视。针对互联网中巨量的信息如何影响人们的阅读、思维方式及文化发展问题，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声称，网络潜在地改造着人们的神经系统和记忆程序，谷歌使人变笨。我们自身的智力，终将蜕变为人工智能。卡尔指出，我们变得对扫描和略读越来越得心应手，“大脑过载”使得个体的学习能力受到严重影响。按照卡尔所说的这种趋势发展，习惯了“浅薄”思维的人类，存在着不可逆转的“脑残”危机。

　　与卡尔一样忧心“制脑权”或曰“认知主权”危机的人并非少数。玛姬·杰克逊（Maggie Jackson）认为新媒体技术造就了一种“注意力分散和一心多用的文化”，其负面影响包括阅读处理文本的能力降低、深刻思考的能力丧失等。闪电般极速的变革让我们迷失了方向，一个文化蜕变的“黑暗时代”即将来临。数字媒介增加了传导的信息量，但也将无数生命个体转化为网络中的“数据节点”，这并不利于我们同世界建立深厚的联系，也难以领悟那些关于有机生命的隐性知识。

　　应该承认，数智技术带来了信息民主和文化民主，但是长期沉溺于数字化碎片式表层信息，受众容易出现注意力缺陷障碍，影响大脑的认知功能。对于那些本身就缺乏理性与判断力的受众来说，则更容易深陷碎片化的泥沼之中难以自拔，最终被碎片化信息麻醉。学者刘擎从教育者的角度指出，碎片化阅读方式和大学的目标、要求是极端冲突的：“越年轻的学生，就越来越难以读长文章和书”。碎片化阅读方式一旦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就会影响用户的心智模式。

　　每一种新技术出现时，总会有批评反对的声音。当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在15世纪发明了印刷机时，很多人认为大量印刷会改变人类的大脑。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作家们用文字记录下了对留声机、电影和打字机的惊恐情绪。还有很多人提出，电话、收音机、电影和电视会破坏人们的心智。特别是电视影像对传统阅读行为的侵蚀，容易造成学生注意力缺失和学习困难。

　　20世纪90年代之后，印刷文化受到数字文化更大的冲击。过度使用互联网、手机的网络沉溺现象，成为新的社会问题。“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网络成瘾障碍”（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病理性网络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病理性计算机使用”（Pathological Computer Use），“手机成瘾”（Mobile Phone Addiction）等术语，凸显了网民过度使用互联网、手机而导致心理和人格障碍、神经系统功能紊乱等严重后果。为了应对技术扩张带来的压力，一些学者提出“与社交媒体断连”，或者进行“数字排毒”（Digital Detox），意即人们要适度中断技术连接，采取数字戒断行为。合理把握人与数字工具的关系，“少”常常意味着“多”。这就是说，用户要“反连接”“反异化”“反算法”，提升对数智技术的适配性和掌控力，进行数字简化，清除无效数字信息。

　　不可否认，新的媒介技术在扩散中会受到一些人欢迎，也会遭到另一些人抗拒，新技术的便利和弊端往往同时存在。社会学家克劳德·S·费舍尔（Claude S. Fischer）指出，对新科技的习惯看待方式会让我们误入歧途，因为我们总认为是技术在唱主角，而用户只是受害者而已。费舍尔说：“这是一种错误的、机械的想法，它会让人误以为人类的行动是由外界力量所驱动的，但实际上，人类行为是行动者在一定条件下做出的有目的的选择。”今天，面对手机等智能设备的种种诱惑，无数人不由自主地做出了选择。智能设备由外在辅助工具演化为认知构成要素，延伸心灵的认知，人类主体内在的认知边界、认知能力延展为“大脑—技术”的混合体。

“技术效能+人机交互”驱动认知图式转向

　　数智社会成型，人通过技术工具的效用和力量不断地创造自我，“技术效能+人机交互”驱动认知图式转向，要求用户增强媒介素养和信息辨识能力，提升自我适应能力。认知语言学中的“图式”，指的是有关世界、人、事件与行动的结构化知识。它也是一种框架，包含普通信息的“结构集束”，是“认知结构储存在记忆中的一组信念”。由于社会的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能自主感知、学习、思维的智能机器，将以其高阶认知能力塑造人的思维图式。我们必须提升数字技能，用数字智慧调整现有认知图式以应对信息归档失序。

（一）技术效能推动的阅读认知变革

　　数智技术提供更多样的表意符号形态，为用户引入更丰富的感官知觉，在具身性基础上进行思维转码。数字囤积、对话式搜索、智能代理等体现时代特点的阅读现象，表征了人机共生景观下青年群体的媒介化生存。数字革命催生了新的媒介形态和文化生态，人们的读写方式乃至思维方式也会因为阅读介质的改变而相应发生变化，形成“人—机交互”“人—信息交互”的新范式。

　　数字媒介携带强劲的文化能量，打破了人与机器的界域。作为内在心智活动的阅读和认知活动，其本质需要被重新界定。数智技术的“即刻连接性”，使得嵌入式、伴随式数字阅读成为生活常态，用户在智能网络节点中勾连起身心与环境，扩展个体的认知维度。皮埃尔·莱维（Pierre Lévy）提出了“集体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概念，互联网和数字工具带来了新的文化权力结构，分散的人群通过研究、交流与合作，将各自的力量汇聚在一起，能够构建类似维基百科这种宏大的知识库。人们必须掌握智能工具的使用技巧，从中获取对世界新的认知。

　　数智技术成为阅读文化生态建构的“基本逻辑提供者”，个体认知在与技术环境、多模态文本的具体交互中产生。社交媒体、移动阅读应用模糊了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之间的界限，使阅读转化为持续的日常文化实践。在“全员传播、全时传播、全域传播”的信息环境中，“人人都在阅读，但是阅读的不是书”。普通人热衷阅读的盛况似乎前所未有，人们大量阅读微信、微博、抖音、快手、小红书、B站和其他平台上的芜杂内容。人的直觉和联想，跟数字超文本中自由的跳跃相类似，表征为因果与偶然、连续与间断的层层叠加，用户兴趣和思维脉络在自动化信息系统中弥散。

　　人脑阅读认知的过程，表现为自组织的基本运动形式。个体的感觉、知觉、记忆与环境不断互动耦合，通过人脑中图式的同化和顺应，跟外部环境达到平衡，实现认知结构的自主调节。尽管纸质阅读主体认知图式持续向数字阅读主体认知图式转换，但是组成书籍的各种精神元素、经典读物蕴含的文化精神将永存。书籍及其代表的阅读文化生命力，体现在文明传承、精神创造、集体认同和身份建构等方面。书籍所象征的文化世界，是人类的精神根基和智慧源泉，与生命存在、世界本体的终极价值相关联。

　　书籍背后的认知图式及其伴生的知识生产力，在社会进步中发挥了巨大的文化效能，推动了历史发展。书籍催生了独特的知识人阶层，也塑造了其自身的形象。书籍既是一种消费品，也是一个文化对象。“书籍是一个象征的对象，围绕它组织着一个文化的建构，不论是在个体层面、群体层面，还是民族的层面。”在读写的时代，“书籍变成了自由与真理的象征”。书籍的形式和内容融合了物质、技术与精神层面的诸种因素，深度联系着个体、群体和民族国家，它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也以自身的力量建构着文化。

　　从文化效能的角度来看，阅读的力量源自文本内容的价值。福斯特（E. M. Forster）曾精辟地指出，书籍方面最重要的是文字意涵，而不是印刷、版本价值和收藏价值，或者是珍贵得不可裁边的书。再精美、厚重的书籍，如果其中的文字意涵不被人们阅读，它也不过是一沓纸张而已。书中的新奇、趣味、思想和智慧，只有在被人们阅读时才能呈现出来。尽管我们不能对书籍抱有迷信，古今书籍的质量参差不齐，其文化价值有高下之分，真理与谬误也可能共生，但是书籍象征了时代的精神高地，它们总是能给人以知识滋养和心灵启迪。直至今天，一般人仍然倾向于在心理上认同书籍的权威性。千百年来历史和文化赋予书籍的神圣性，不会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绝迹。

（二）人机交互中的认知图式建构

　　数字阅读实现对纸质阅读的认知图式跃迁，它怎样才能合乎人类的认知规律？数智技术为阅读生态注入全新活力与变量，这也需要我们深入探讨技术发展、阅读认知与文化变革之间同频共振的关系，辩证看待人类阅读认知的“机器化”、机器阅读认知的“类人化”。就精神实践活动的内在要求而言，数字阅读不只是为了在闲暇时间里消遣、放松，更是接通智慧空间、提升认知效率和思维品质的需要。阅读文本也就是阅读世界、认识世界，激活文化效能，最终目的是改变世界。

　　数智技术构建新的阅读和文化秩序，人机交互引发原有认知图式的实质性改变，人们必须适应这种文化变革。加速社会背景下青年群体要确立“数字自主性”，也就是形塑“数字自律”、回归“数字极简”，迈向更可持续的数字阅读实践。数字阅读与纸质阅读并非水火不容，“忙时读屏，闲时读书”也是一种好的选择。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认真研究多样化阅读的内在规律，提升阅读技能和素养，创新图书馆、学校、“意见领袖”等阅读推广策略，整合力量推动全民阅读，才能更好地建构数字语境中的阅读文化。

　　阅读不只是信息、知识的获取和认知图式建构，更是一种文化浸润、文化濡染。如张岱年所说，“文化的内容即是人类的意识活动及其物质化的表现”。人的生命活动、意识运动和认知期待，是由其语境文化规约和社会定义的。因应社会变迁和技术变革，文化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其效能显现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反映在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同媒介技术与内容生产结合的方式不同，其使用范围、使用人群也存在差异，导致文化能量不均等，由此形成不同的文化效应。

　　认知技术渗透到阅读的全过程，超文本呈现为流动的网状系统和非序列性、多线性的结构，为用户提供海量的非线性阅读内容。数字媒介不只是更新了信息生产、传播的载体，更意味着整个信息和知识环境的转型，人们以新的技术流程、认知方法处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人机共生的智能化知识网络、系统化计算知识服务，助推人类智慧和机器智能相融合，走向人机共生体的智能阅读新范式。

　　智能阅读适应了我们的时代需要，也是媒介进化的必然产物。对于信息永不满足的认知需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渴望。各种传播媒介帮助人们生产、传播、获取信息，它们为大众感知、诠释现实提供实用的工具。信息传播范式、阅听模式的不断转换，世界观和生活方式都呈现出信息化、媒介化和计算化的趋势。大语言模型表现出模拟人类心理活动与认知结构的能力，在复杂情境中实现信息整合、内容生成。数据及其技术应用蕴含着新的知识发现进路，为社会实践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认知形式。“数据知识正在认知领域形成权威，塑造新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客观世界、社会构成、精神文化连同生命本身都被数据化了，传统的知识权力和文化等级秩序趋向消解。

　　数字媒介、数据知识和计算智能生成新型信息资源和认知资源，多模型融合深度学习算法正逐步向认知智能演进。数智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信息、人与智能的关系，人类的认知和体验向多维度拓展。弗朗西斯·培根说过：“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与广度”。智能机器学习系统聚合了空前丰富的信息和知识，随时随地以个性化的方式推送给有需要的用户。信息主动寻找、迎合用户，技术与人类无缝对接，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难分彼此。“媒介变成了自我创造和再创造的新型场所——生活就像艺术一样可以编辑和重构。”数字智能阅读实践创造了新的文化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人的主体性和社会性。

　　主体的认知图式必须与信息技术环境达到某种动态平衡。“时代创造着技术，技术同时也创造着时代。”技术的价值既显示在它的功能和用途方面，更体现在它的使用效果和影响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书籍、影视逐渐变成了“内容产品”，文化材料被“不同的媒体重新包装、重新设定”。与数智技术相伴随的阅读新生态，形成了新的商业模式和文化生活方式。整个世界被信息叠加所标记，“物理的、交流的、数字的和虚拟的交互作用产生了人类和非人类环境的新秩序和秩序的重组”。加速社会中的信息潮涌，使我们的时间模式从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变为高度细分的格子，人们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小块都填满。出于时间焦虑的心理与效率至上的追求，人们希望迅速占有更多的价值。

　　“多孔”（porous）而又“过度延伸”（overreaching）的数字文化生态，将技术效能转化到认知图式之中。安德森的长尾理论认为，随着信息选择的空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胀，经典的、主流的文本未必受欢迎，多元兴趣的消费者“正散向越来越专项化的不同小圈子，越来越深入地探讨着圈内的主题爱好”。认知模式和符号系统的转换，使人们更多地停留在事物或现象的表层，思想和价值如同碎片般散播。数字平台上的信息、知识、思想和感受的分享和传播，为大众的认知和价值认同提供新的象征文本、符号系统与话语规则。数智技术也是一种认知权力工具，它促动主体的认知结构针对迥异的信息类型不停地进行重组，唤起相应的图式与之交互。

在认知调适中提升数字阅读文化正向效能

　　数智技术对个体阅读认知图式的塑造，主要通过思维过程实现。思维过程是在意识中加工材料的一种自我互动，是对反应的发挥。尽管数智技术深刻影响着认知常规活动，但它并未从本质上改变阅读文化的价值旨归，生命意义需要在个体心灵与文本符号、技术情境的不断互动中产生。阅读在其深层意义上“是一种认知和审美的经验，是建立在内在听觉和活力充沛的心灵之上的”。尽管智能设备的过度使用，容易使人们沉迷其中难以自拔，但这并不完全是技术的罪过。正如书籍之中也有一些传播低俗、淫秽和暴力等内容，但这并不影响书籍文化的整体价值。在媒介商业化的发展趋势中，繁盛的印刷文化也不能完全杜绝低级趣味的庸俗化读物。

（一）技术加速演进带来的“文化滞后”

　　新技术是认知模式转向的推动力量、文化效能变革的发动器，印刷、摄影、电影、广播和电视都曾不同程度地改变社会文化环境，我们一直在寻找适应这种环境的方式。在古代社会，媒介技术发展极为缓慢，阅读文化也是相对静态、稳定的。谷登堡印刷机发明之后，机器印刷的书籍、报刊推动阅读文化向近现代转型。而电影、电视、电脑、手机、互联网、多智能体系统等的出现，是科技加速变革的结果，由此形成了奥格本所说的“文化滞后”问题。一方面，人们不能很好地适应新技术搅动的文化格局；另一方面，文化不同部分也不能在短时间内相互调适。“现代的变迁大多是物质条件改变在先，适应文化改变在后”。媒介技术演变与人们文化行为、心理的适应，并不是同步的，前者更新、升级的频率越快，人们就越会在文化取向上感到无所适从。

　　每种媒介的功能可供性紧密关联着阅读的方式与效应。数字媒介造成了认知转型、文化突变，我们尚未充分适应其带来的文化冲击。麦克卢汉早就认识到，过去，人们对媒介影响的经验是渐进的，这使人和社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和缓解影响的冲击。今天，数字媒介构成了文化、价值和态度的全局的、几乎是霎那间发生的转换，这种巨变产生剧痛和身份的迷失。只有对巨变的动态获得清醒的认识，才能减轻痛苦，减少迷失。技术的本性是持续创新，新与旧呈现出衍生、替换、交叠等复杂关系。而文化的发展更富于有机性，新创造不能完全割裂传统。技术演进的速度总是超过社会人群的文化适应，人们在短时间内难以全面提升新技术素质，在不同程度上缺乏与技术变革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和能力。

　　数字阅读衍生出新的文化效能，不能与传统的阅读价值对立。数字阅读应该兼容纸质阅读的内容和功能，包括获取信息、求知开智、怡情养性、修身立德、审美鉴赏等，发挥其相应的认知价值、实践价值、伦理价值和艺术价值。由于数智环境中的技术更新和信息运动速度加快，我们在使用新媒介的同时，要掌握信息消费、数字阅读的主导权，而不是被算法应用、人工智能压制个体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如何合理地使用数字媒介，避免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与文化价值的背离，这需要我们直面当今的新媒体生态及表征，以文化价值引领数字阅读走向，使文化与技术深度融合，充分释放数字媒介意义生产的正能量，整合不同阅读方式的有效策略，建立符合人的发展规律的阅读目标导向，唤起个体的自我效能感。

　　数字阅读不能简单地用好与坏、高雅与低俗、深度与浅薄等二元对立思维来进行评判，完全以印刷文化的价值尺度否定数字文化也是不可取的。数字媒介孕育了多样的文化形态，异质性的内容对活跃思维、更新观念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面对无限丰富的数字资源，更重要的是学会选择关注真正对自己有价值的内容，并能够在实践中掌控信息、构建知识系统。历史上书籍、电影、广播、电视等的发明都推动了信息增长，并给人们带来选择的难度。早在16世纪，人文主义者维夫斯（Juan Luis Vives）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生命是如此的短促和易逝，所以把精力不要消耗在那些多余的和有害的书上”，必须选择书，用知识和识别力来判断，选择那些有益于人类的书。自印刷术诞生后，人们便不断从文化心理、阅读技巧等层面去适应它，由此形成了成熟的文化模式和相对稳定的阅读价值系统。在今天的数智环境中，新媒介生态强有力地消解着传统的阅读文化，我们必须进行阅读理念和策略的调适，对信息进行选择性过滤，建构相应的阅读价值系统。

　　数字资源种类极其庞杂，用户单纯占有文献资源是不够的。技术可供性不断激发用户的意愿，基于云端空间、智能推荐的数字平台以精准喂饲与情感联结的双重逻辑，形塑出青年群体“一键收藏”的数字惯习症候。一些人无意识性、无目的性地过度积累数字资源，形成数字囤积。难以删除的杂乱数字空间，对个体造成心理压力，容易导致认知失序。未经理性判断持续地囤积数字内容，操作它们的同时就意味着我们无法体验它们所构筑的世界。从认识世界和自我的角度来看，数字混乱带来的“信息肥胖症”，将削弱用户对信息认知价值的敏感性。无节制地积累数字文本，信息归档失序，反而映衬出我们内心世界的虚弱。

　　数智环境下的“无限内容、无限传输、无限需求”，有可能使人成为被技术控制的对象。就功用而言，技术是“理性得出的方法集合体，以及在人类一切活动领域的绝对效率”。技术是把机器及其价值整合到社会中去、从而创造出“人—机器”的东西。在信息世界中，计算机和人类之间产生了深层的同源性，“所有的一切都简化成信息的生产、储存和传播”。人类越来越依赖机器学习算法来自动识别、组织信息和生成文本。“机器不仅是‘人手’的产物，也是‘人脑’及其产生的‘智能’的产物，或者说就是人的智能或知识力量的‘物化’形式”。人类发明了数智技术，它本质上应该为人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服务，而不是反过来束缚、操纵人。

（二）以人为中心的“认知协同”激发正向效能

　　主体的认知图式、对世界的理解，以及人们存在于世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阅读塑造的。在数字化生存的当代境遇中，人和文化的主体性需要与技术一起共同发展。生物进化过程中人类脑容量的演变，是语言、思维、学习和劳动行为共同推动的。阅读这种学习活动，有助于“改变整个人类物种的智力进化过程”。人脑学习的最终阶段是一种文化的进程，通过代代相传，他人获取的知识被传递吸收进来。在创造物种的进化过程与创造个体的成长过程之间，有相互促进的交互作用。说明成长与进化间交互作用的最清楚的例子，称为“鲍德温效应”，由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于1896年首先提出。“鲍德温效应”的基本理念是，当人们将进化与成长结合在一起时，进化发生的速度加快，成长的自适应过程能弥补不完善进化结构中的缺陷。“鲍德温效应”显示，在一个变化的环境中，人脑具有适应性学习潜能，社会化生存的压力会支持有学习能力的个体。

　　作为追求目标的行动者，主体并非纯粹的消极代理人。由于人类所处的外在环境持续变动，其“目标导向的行为通常需要适应”。我们的阅读行为与认知取向，需要对数字媒介的技术属性、文化功能、使用习惯进行全方位调适，只有真正掌握了数字阅读认知技巧和策略，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发展趋势。迈克尔·巴克兰（Michael Buckland）谈到技术变迁时指出，如同以前的科技发明一样，很多过去预言会发生的改变后来并没有发生，而很多实际发生的改变又完全出乎预料。进一步讲，一旦技术被有效利用，其结果就是一种社会和技术的复合体系的出现。虽然我们期待的是一种动态的交互作用，但实际的结果是人类行为与技术的产物，而人的本质和人类的目的依然没有改变。作为“功能性”的技术和作为“精神性”的文化，都是服务于人本身。无论以何种载体进行的阅读活动，都应该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起来，其终极指向就在于“人化”，实现人的主体能力升华以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

　　智能信息读取、智能内容生成等新型知识工具不断涌现，人机“共生认知”范式能够帮助用户驾驭数字信息资源、聚合知识体系，通过数据、算法和速度等技术元素构造的“统一体机器”延展心智，触发新的认知图式。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用户认知能力的缺陷，人们通过“认知卸载”适当减轻自身的认知负担，有助于提升阅读效率和创造能力。但是，AI工具的激增可能会使用户在解释深度、探索广度以及研究的客观性方面产生错觉，导致产出更多，但理解更少。个体生命价值及其内在经验体现了不可缩约的主体性，不应简单地成为“复制—适应—承受”的存在，不能完全“默认”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及其预设的标准，而是要具备以自我价值为导向感知语境、积淀经验、生产意义的能力。

　　不管媒介形态如何变化，信息要提炼为知识、内化为智慧，“将技术融入有意义的活动及个人的社会关系情境中”，才能对人的素质提升产生积极效能。李·雷尼（Lee Rainie）、巴里·威尔曼（Barry Wellman）在论述网络化个人新素养时提出，移动互联时代要具备图像素养、信息导航素养、语境和连接素养、聚焦素养、多重任务素养、怀疑素养、伦理素养等综合素质。我们要避免“让机器接管一切”，始终坚守对生成式智能体和数字内容的批判反思立场，保持阅读认知过程的透明性，明确认知责任的归属，确立知识、智慧和人的尊严，建设以人为中心的“认知协同”生态，使人工智能系统“人性化”“文化化”，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地在数字化生存中找到自己的定位，防止认知盲从和精神贬值。

　　阅读文化活动和认知图式效应都注重渐进累积，而技术常常出现跨越式发展。文化与技术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张力，它们的相互协调、动态平衡是永无止境的。媒介可供性是阅读推广的必要条件，阅读普及又为载体优化升级提供动力。人类对新时尚、新感觉、新体验、新品位和新知识的追求，将会使阅读实践具有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作为前沿科技成果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是对印刷术、广播影视技术的跨越，打破了既有的媒介生态和文化平衡。数智技术的发展不能缺少人文支撑，文化是提升数字阅读价值的根本力量。以文化引领阅读观念、认知实践和价值取向，我们与数字媒介进行积极的“文化磨合”，就能使新技术的正向效应最大化。数字语境中没有一成不变的阅读模式，文化价值引领的目的，是要重构“大脑—技术—身体—世界—认知”的协同系统，尽量化解数字信息爆炸给人们带来的焦虑和迷惘，激发阅读正向效能，凸显“意义作为一种内在经验”，以创造性的精神实践活动为个体和社会良性发展注入不竭的智慧源泉。